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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赳赳：陆九渊心学大要 ③

时间 :2023-04-28 15:33:07   来源 : 新京报

陆九渊学风浩荡，光霁日月。有“浩然”之气象。其以“易简”为法，不事雕琢、刊落名教，自得而得，不至而至。

1．学而能立，方称为学之道

为学者，首当立志。若不立志，所托非学。若能立志，更有何事。故陆氏言：“志乡一立，即无二事。”此可见立志乃头等大事，惜乎今人以快乐为本，不求学问之志。遂每况愈下，每下愈况。学问之志，即求道闻道之志。生命之道，洞然明白，方不负今生今世。陆氏说：“道非难知，亦非难行，患人无志耳。”陆九渊有此一番比较：“人之不可以不学，犹鱼之不可以无水。”人怎么能不追求学问呢，学问与人生的关系，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。“学乐”即“鱼乐”。鱼优游水中，即如同人优游学中。假如有不志于学的人，仍会为欲所缚、为私所累。这是陆氏的反复劝学：“不志于学，虽高才美质，博物洽闻，终亦累于其私，况下才乎？”


(资料图)

无志之人，随波逐流，自是盲聋不知。然而亦有负志之人，用力太过，遂成痴病，此又是一大关节。故陆氏说：“盖事无大小，道无浅深，皆不可强探力索。人患无志，而世乃有有志不如无志者，往往皆强探力索之病也。若无此病，譬如行千里，自一步积之，苟不已，无不至。”有了学志之后，就会染上第二层病，那就是强探力索，自己蛮干。此亦不可取。陆九渊警告：“人苟有志于学，自应随分有所长益，所可患者，有助长之病耳。” 如若不志于学，则仍是一个木石之人，徒有痴愚之心而已。故陆氏言：“不专心致志，则所谓乡学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。私意是举世所溺，平生所习岂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学而知之哉？必有大疑大惧，深思痛省，决去世俗之习，如弃秽恶，如避寇仇，则此心之灵自有其仁，自有其智，自有其勇，私意俗习，如见晛之雪，虽欲存之而不可得，此乃谓之知至，乃谓之先立乎其大者。”学而不去其私意，仍是陷溺之学，小人之举。私意俗习，当断即断，不可犹豫顾虑。如此痛下决断，则是为学之志。乡愿之学，则有私意徇情，以随缘为藉口，行懒惫之实。陆氏于此亦有发明：“所谓‘万事随缘’者，正所谓习气使然也。吾人居广居，立正位，行大道，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，岂肯作此等语也。”

学问之道，陆氏遵从孔夫子之教。三十而立，是立学；四十不惑，是解疑之学；五十知天命，是通达之学。此学问之进阶，功夫之递增。这一绵密功夫，学人自可对照陆氏之语：“志于学矣，不为富贵贫贱患难动心，不为异端邪说摇夺，是下工夫，至三十，然后能立。既立矣，然天下学术之异同，人心趋向之差别，其声讹相似，似是而非之处，到这里多少疑在？是又下工夫十年，然后能不惑矣。又下工夫十年，方浑然一片，故曰五十而知天命。”

学问之道，在于独立。卓然独立，即卓然有学。故陆氏深知：“大凡为学须要有所立，语去：‘己欲立而立人。’卓然不为流俗所移，乃为有立。须思量天之所以与我者是甚底？为复是要做人否？理会得这个明白，然后方可谓之学问。”己之不立，即己之不学。己之所立，即己之所学。学而不立，只是俗学，人云亦云而已。学而能立，方称为学之道，既能研判析分，又能浑然一片，方是立学立人之正途。陆氏方说得明白：“学者须当有所立，免得临时为利害所动。”他又在信中论此：“立是你立，却问我如何立？若立得住，何须把捉。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来，后更异端坏了。吾友却不理会根本，只理会文字。实大声宏，若根本壮，怕不会做文字？今吾友文字自文字，学问自学问，若此不已，岂止两段？将百碎。”陆氏之言，严厉至此。立学问根本，自能会得文字辞章。若不如此，则文字只是支离之学，不得大要，怕是难以立世。

学既要立，自不能追寻旧见。旧见乃外见，不是反求诸己之见。学既要立，当反求诸己，以己见地，证得万物。故己见非由外铄，自彻心源。陆氏有此一段心得：“大抵为学，不必追寻旧见。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间，诚能得其端绪，所谓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，又非畴昔意见所可比拟。此真吾所固有，非由外铄，正不必以旧见为固有也。”吾所固有之见，与旧见互相参证，方是所学。旧见发引，己见自出，此是参学。若以旧见为宗，己在何处？若以旧见为见，是谁所见？然而此心同，此理同。己见见得彻，即见旧见皆是皆非皆名。见得旧见之是非名，即是己见。

2．学者不可用心太紧，不可陷溺、昏蔽

为学者，不可不用心。如何用心于学？陆氏说：“大抵为学，但当孜孜进德修业，使此心于日用间戕贼日少，光润日著，则圣贤垂训，向以为盘根错节未可遽解者，将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。”只须孜孜进德便可，此心用于进德多一点，便是用于纵逸少一点。如此光润日著，自然濡养，疑释惑解，不思而得。故当用心存心于此。正如陆氏所言：“戕贼陷溺之余，此心之存者，时时发见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苟充养之功不继，而乍明乍灭，乍流乍窒，则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者，何时而可复耶？”有此充养之功，自有浩然之气，何愁心学不成？学问若有得者，自能体会火之始燃，泉之始达。既燃既流，便使此心常照于学中，自可以得其“渊渊其渊、浩浩其天”。全心在学中，自能达此之道。

全心在学时，心亦有发紧发急之时，如何办理？陆氏说：“用心急者多不晓了，用心平者多晓了。英爽者用心一紧，亦且颠倒眩惑，况昏钝者岂可紧用心耶？”陆氏此言，是申明心不能太过，用心平实即可，不可发急发紧。若觉发急发紧，便是用功有差池，此最是病痛处，当觉下有省。他于信中说：“学者不可用心太紧，今之学者，大抵多是好事，未必有切己之志。”又言：“学者不可用心太紧。深山有宝，无心于宝者得之。”

陆氏屡屡强调学人要“平心”，心下要平实，不疾不缓，方能领略奥趣。陆氏追述：“大抵读书，诂训既通之后，但平心读之，不必强加揣量，则无非浸灌、培益、鞭策、磨励之功。或有未通晓处，姑缺之无害。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，则自然日充日明，后日本原深厚，则向来未晓者将亦有涣然冰释者矣。”不要着急弄不明白，自有明白的那一天，只是涵养浸润、雍容度日，自能冰释前嫌。他多次述及：“学者读书，先于易晓处沉涵熟复，切己致思，则他难晓者涣然冰释矣。若先看难晓处，终不能达。”你看，他反复述此：“读书之法，须是平平淡淡去看，仔细玩味，不可草草。所谓优而柔之，厌而饫之，自然有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的道理。”此中有心平之教，最是切实。故此莫要嫌陆氏罗嗦。实则学问之道，理本简易平实，并无种种花样。学人要学得，只是一句两句三句，然而实践功夫，则要一世两世三世。故陆氏再三提示：“急于辨析，是学者大病，虽若详明，不知其累我多矣。”还有：“纵有未解，固当候之，不可强探力索，久当自通。”

心正则学正，心陷溺于外物，则学亦攀援于外物。故学者不可陷溺其心。陆九渊慨言：“学者先须不可陷溺其心，又不当以学问夸人。夸人者，必为人所攻。只当如常人，见人不是，必推恻隐之心，委曲劝谕之，不可则止。若说道我的学问如此，你的不是，必为人所攻。”陷溺其心者，自是会以学问夸人。此是外教，非是内学。心若陷溺，必是外物私欲牵引，一心向外，则所学非途，物迷心乱，方寸便失。方寸即失，便称陷溺。于此学人不可不慎。

有心向学，还要对治心下昏蔽。此心跃跃，不向陷溺，便落昏沉。陆氏以其经验传授之：“但恐心下昏蔽，不得其正，不若且放下，时复涵泳，似不去理会而理会。”他还是那句老话：“所谓优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，厌而饫之，使自趋之，若江海之浸，膏泽之润，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然后为得也。”对治昏蔽之病，且放下便是，不去理会，待其自熟自明。此尤防钻牛角尖之举，多少学人性格偏激、性情偏狭，只是因为“不服气”而已，非要搞懂，非要弄明白，结果自造生搬、以执固为有得，以陋识为创见，不见全体大略，而自伐其性。此是为学偏差，误己毁人。假以时日，待其交磨成熟，可堪为训。

在陆氏时代，学风已差矣。对此他颇多建言。古人平实，而今人炫热。古人简易，而今人繁杂。古人定省，而今人浮夸。陆氏举例说：“盖古人皆实学，后人未免有议论辞说之累。当其蔽时，多不自觉，及其蔽解，回视前日之经营安排，乃知其为陷溺耳。”古人之实学，即平实之学，因平实而洞然明白。而今人则喜热闹之事，希他人慕羡。陆氏谈起古今之学：“今人读书，平易处不理会，有可以起人羡慕者，则着力研究。古先圣人，何尝有起人羡慕者？只是此道不行，见有奇特处，便生羡慕。”然而，如此以来，此心此学，便已陷溺，或陷溺而不自知，怎有超拔之日？陆氏沉痛之言说：“真不徇名慕外，好夸求胜，道实不难知也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，又何必大声色也。”声色再大，皆是外物，不是己学。此亦不是君子求道之风。

他还是以古人为例：“古人不求名声，不较胜负，不恃才智，不矜功能，通身纯是道义。” 他反复申诉古人之学风：“古人之学，不求声名，不较胜负，不恃才智，不矜功能。今人之学，正坐反此耳。”陆氏以古讽今，以古劝今，正是为学之道统不可不传耳。因此，他大倡古人之学，厚古而薄今，实乃痛心使然。他又言：“道理无奇物，乃人心所固有，天下所共由，岂难知哉？但俗习缪见，不能痛省勇改，则为隔碍耳。古人所谓一惭之不忍，忍终身惭乎？此乃实事，非戏论也。”理本易简，人所固有，天下一心。为何今人多浑噩度日、知惭不改，妄过终生，岂不悔哉。可见，为学需对治惰性。对不知惭者，需猛力棒喝；对知惭却惰者，则要提撕奋起；对强力为学者，则又要促其平实。此正是陆氏教人之法，活人之道。不同病痛，各个对治。

古今学人，自是不同。不同在何别？心下陷溺，多欲多蔽。此是历史一路熵增所致，内在秩序趋向耗散。故学人须对抗熵增，正位凝命，敛心专敬，如此方得法。尽管那个时代没有“熵增”一词，但宋时学者隐隐能理解这一规律，即“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”。陆氏又申说古人意：“古之学者，本非为人，迁善改过，莫不由己。善在所当迁，吾自迁之，非为人而迁也。过在所当改，吾自改之，非为人而改也。故其闻过则喜，知过不讳，改过不惮。”孔子赞许颜回能“不二过”，同样的错误不再犯第二次，知过即改。陆氏之申说由此而来，由心发一惭悟，自能知过便迁改。非关外境之事，全由此心所出。

陆氏又言：“古人所贵于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辩者，政欲究知人情物理，使之通达而无所蒙蔽窒碍，小人异类无所窜其奸，于其言论施设，如见肺肝，则彼亦安得而不熄绝乎？”一旦受蒙蔽而致窒碍，则仁之不仁。人格尊严，也自然萎顿痴愚，遂成小人之状。由此可见，正人者正己，正己则天下亦正，所有蒙蔽窒碍，概不能存。一朝获此心悟，则一朝为圣人；时时获此印判，则时时为圣人。而今之学人呢，则如陆氏所言：“今之学者譬如行路，偶然撞着一好处便且止，觉时已不如前人，所以乍出乍入，乍明乍昏。”这只是一个虚头汉，出出进进，昏昏明明，不能以精进为本事，而只能原地打转。

3．学是思之源，思是学之流

“学”与“思”是一对大关系。学不思则不精，学过思则成病。如有些学人所知越重、所思越繁，叠床加屋，空耗精神，陆氏以“易简”之法对治：“学者疲精神于传注，是以担子越重。到某这里，只是与他减担，只此便是格物。”这也是陆氏所反复强调的，学者要精思亦要慎思：“学固不可以不思，然思之为道，贵切近而优游。切近则不失己，优游则不滞物。”孔子亦有言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学与思要相辅相成，如同挑担，不可一头太重。学弱则易胡思，学强则易弱思。此皆成精神内耗。如何对治学者的精神内耗？陆氏言：“苦思则方寸自乱，自蹶其本，失己滞物，终不明白。”

若是失学而思，则如陆氏所说：“人未知学，其精神心术之运皆与此道背驰。”此时只是去学而已，去学则启，有启则身心为之一变。陆氏说：“一旦闻正言而知非，则向来蹊径为之杜绝。若勇于惟新，固当精神筋力皆胜其旧。然如此者难得，但得不安其旧，虽未有日新，亦胜顽然不知与主张旧习者远矣。”如此当知，昨我非今我，旧人非今人。此学思之相益。

然而，再进一层。知非而不能去非，是真的知非吗？陆氏说：“自谓知非而不能去非，是不知非也；自谓知过而不能改过，是不知过也。真知非则无不能去，真知过则无不能改。人之患，在不知其非不知其过而已。所贵乎学者，在致其知，改其过。”有学有思，则能知能行。学而无思，则学而无行，此不是真知真学。真学者，知过即改，决不放任过去。学者深思，即是学以成知，起而后行。思者，变也，变化气质，变化言行。学是思之源，思是学之流。学术源流，尽在学思。

故而，陆氏言：“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，然后令他奋发植立。若田地不净洁，则奋发植立不得。然田地不净洁，亦读书不得。若读书，则是假寇兵，资盗粮。”学者须在第一义上，取洁净一片，方能有精微之化。否则，学则成痴，学则成病，终无所立。甚至是为害甚大，离道甚远。

学则须读书。或者说，读书即学。但读书之法，有高有低，有精有宏。如何读来，如何读通，实乃一大学问。陆氏于此，颇有心得，颇堪玩味。他说：“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，然只以晓文义为是，只是儿童之学，须看意旨所在。”此是读书进阶之理。读书先是读字面之义，但又不止于此，须明字外之义。如此方窥玄奥。故其又言：“后生惟读书一路，所谓读书，须当明物理，揣事情，论事势。且如读史，须他所以成，所以败，所以是，所以非处。优游涵泳，久自得力。若如此读三五卷，胜看三万卷。”经典好书，须反复精读，直至刻进大脑，重构思维，如若己出。但又不是机械强硬的死记硬背，而是一点一滴，沁入心脾。如此方知读书之妙趣无穷。但总归读书需精诚，他言此不倦：“书亦政，不必遽尔多读，读书最以精熟为贵。”

书既读多，便会自溢。读书与作文，如吸呼一样自然，方称上佳。故陆氏言：“读书本不为作文，作文其末也。有其本必有其末，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。若本末倒置，则所谓文亦可知矣。” 陆氏对读书之病，多有钩玄。他言：“书契既造，文字日多，六经既作，传注日繁，其势然也。苟得其实，本末始终，较然甚明。知所先后，则是非邪正知所择矣。虽多且繁，非以为病，只以为益。不得其实而蔽于其末，则非以为益，只以为病。”此正是繁碎之病，必得以“易简”对治。否则，学者多以书自重，以书自误，有违读书本旨。

读书之事，自有条畅之理。读书既能观风物，观风物可知盛衰荣辱。读书之条理，即治事之条理，亦即人心之条理。故陆氏说：“国风、雅、颂固已本于道。风之变也，亦皆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此所以与后世异。若乃后世之诗，则亦有当代之英，气禀识趣，不同凡流，故其模写物态，陶冶情性，或清或壮，或婉或严，品类不一，而皆条然各成一家，不可与众作浑乱。”知此条理，便知知识如梯，全在境界。迈上一层，维度便高一层。上可兼下，而下不可兼上。故求知在于境界提升，维度突破。陆氏于此，自有心得：“人之知识若登梯然，进一级则所见愈广。上者能兼下之所见，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见。”

谈过读书之法，那何者又是作文之法呢？陆氏全心相授：“必令文义明畅，欲不劳其思索，不起其疑惑，使末不害本，文不妨实。常令文义轻而事实重，于事实则不可须臾离，于文义则晓不虹不足为重轻，此吾解说文义之妙旨必先，亦不可不知也。”他说文义需明畅，不离事实，且要少加修饰，朴实明理。否则，如他所言：“非明实理，有实事实行之人，往往干没于文义间，为蛆虫识见以自喜而已。安能任重道远，自立于圣贤之门墙哉？”以文辞害义，以才华自居，此是文人之弊，当思此过。

他屡屡告诫：“后世学者溺于文义，知见缴绕，蔽惑愈甚，不可入道耳。”文义需明畅，明畅即清通，清通则达道。此为文之条畅之美。若以繁文误人，实乃误己，如此两误，即与道隔，亦不足为圣贤之学。于此则如他说：“彼学不至道，其心不能无蔽，故其言支离。”不与道达，则终是支离事业，不足为训，亦足堪可怜。既便看待他人文字，亦能从支离中判其血骨，方是上乘。故陆氏言：“他人文字议论，但谩作公案事实，我却自出精神与他披判，不要与他牵绊，我却会斡旋运用得他，方始是自己胸襟。”自家有得主心骨，即可言断言续，不一而足。这样一来，所见即所得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也正如陆氏说：“所看之文，所讨论之事，不在必用，若能晓得血脉，则为可佳。”否则的话，心内无主，只是一味盲从，终非学者本事。陆氏告诫：“若但随人言语转，却是自家更无主人，何以为学？”

4．学正在于心正

然而，为学者如何方是家风？陆氏于此言辞简练、沉着痛快。他说：“学者大病，在于师心自用。师心自用，则不能克己，不能听言。虽使羲皇唐虞以来群圣人之言毕闻于耳，毕熟于口，毕记于心，只益其私，增其病耳，为过益大，去道愈远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”师心自用：以师道之言，为己私欲所用，即是陆氏所言师心自用。此心是一己之私心，而非圣人之心，故师私心以自重自用，将圣贤之语，当作招牌伎俩，哗人耳目，实乃名利自重，此正是学者中的小人。

而如何是学呢，陆氏说：“大抵学者且当大纲思省。”否则的话，便成为俗学：“平时虽号为士人，虽读圣贤书，其实何曾笃志于圣贤事业，往往从俗浮沉，与时俯仰，徇情纵欲，汩没而不能以自振。”他说的是实情，大多数学人士子，不过是将学问当货物，将知识当贩品，正如俗语所言：学好文武艺，货于帝王家。学知识当公务员，如此换来栖身卖命，作一交易，不正是今人的写照吗？宋时之今，与今时之今，岂有两别？故陆氏最瞧不起这样的人，故语出沉痛：“常俗汩没于贫富、贵贱、利害、得丧、声色、嗜欲之间，丧失其良心，不顾义理，极为可哀。”

而好的学风不过是日常功课。每日当躬身自省，如此积久久之功，便有气质之变。陆氏言：“学者能常闭目亦佳。”他言日常功课说：“起居食息，酬酢接对，辞气、容貌、颜色之间，当有日明日充之功，如木之日茂，如川之日增，乃为善学。”

又言为学当以质朴为本：“为学无他谬巧，但要理明义精，动皆听于义理，不任己私耳。”

而为学者，不过在于“去蔽”二字。陆氏深知学问不是做加法，而是做减法。蔽去一层，学问自明一层。全部去蔽，则学问透亮，直是个心灵汨汨流出，知此即知陆氏学风大略。对于“去蔽”，陆氏如此申说：“学所以开人之蔽而致其知，学而不知其方，则反以滋其蔽。”启人性灵，开人智慧，要将蔽端去除。蔽端一去，学自有所出。故他言：“学有所蔽，则非其正，故曰诐辞。蔽而不解，必深陷其中，其说必淫，故曰淫辞。受蔽之初，其言犹附著于正，其实非正，故深陷之后，其言不能不离于其所附著，故曰邪辞。离则必穷，穷则必宛转逃遁而为言，故曰遁辞。” 此是对《孟子》补注，孟子原话所说：“诐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离，遁辞知其所穷。”蔽而不正、蔽而不解、蔽而离正、蔽而逃遁，此四大弊端，可见学术与伪学术，差池常在一念之间。

学正在于心正，去蔽即得心正。陆氏说：“念虑之不正者，顷刻而知之，即可以正。念虑之正者，顷刻而失之，即是不正。此事皆在其心。”他又强调：“学必无所蔽而后可。”心不正，则为私欲所蔽。私欲所及，皆是私智而已，不免师心自用，与道不通。故陆氏说：“若任其私智，虽高才者亦惑，若不任私智，虽无才者亦明。”只有去除私智蔽端，才有大端既明之效。陆氏说：“大端既明，趋向既定，则明善喻义，当使日进，德当日新，业当日富。”然而私欲要除，天下有几人能做到呢？道学者，终归是枯淡之学。利欲熏心者，蔽端既多，私欲又盛，伪之又伪。

陆氏的话，揭露的是九成以上读书人的私念：买房、富贵，做人上人而已。故陆氏揭露之：“大抵天下事，须是无场屋之累，无富贵之念，而实是平居要研核天下治乱、古今得失底人，方说得来有筋力。”虽无几个人能做到克己之私，但有此私欲者，必然是崇拜没有私欲的人，能克念作圣的人。因此，这种道学，也必然总有人捧场。心不能至，而向往之。因此虽然香火不盛，但也香火不断。外物不足挂齿，内心当正位凝命。此才是陆氏之学：“场屋得失有命，不足计。后生作文，却要是当。”外境外缘，有穷有达，穷达福祸，皆有是命，何足挂齿。然而自己的道德文章，却是千古大事，圣人一脉，全系于此，故此不可不慎。

5．“道艺”之辨

孔子有言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此话一出，便有“道艺”之辨。历代于道艺，多有阐发。道为形而上，艺为形而下。道德发于心中，存乎良知。仁艺则见于行，行世优游。道在艺先，艺为道本之末。古人重道，而今人重艺，此是本末倒置。有鉴于此，陆九渊申说此理：“主于道则欲消，而艺亦可进。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，艺亦不进。”道进则志进，志进则欲消，欲消则艺自是精进。此是千古不易之理。陆氏又说：“以道制欲，则乐而不厌；以欲忘道，则惑而不乐。”

如何进道？提升德性，德性在诚，不诚无物，至诚如神。诚者，对上则敬，对下则爱。诚者即真，是为真诚。求真者对上则真敬，对下则真爱。主敬者，心自慈，貌自威。此是诚者之象。陆氏言：“有德者，必有言。诚有其实，必有其文。”言自德出，文自诚出。文言千变，德诚如一。又言：“诚者非自成己而己也，所以成物也。” 诚者只是一片真心，故德性无私，不为己之私，而自成己之大。此是箴言，多少人于此天人交战，最终私心胜过天理，便成小人。

不为己之私，则初亏而后盈；为己之私者，则初盈而后亏。此是诚之考验。过此考验者，则生命得一大翻转。陆氏下一转语：“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，不容私而已。”陆氏又说：“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。艺虽精，下矣。”德义胜于艺义，此是陆氏申说，艺精而德亡，则人艺俱亡。德精而艺无，则人即其艺。一个有德性之人，把自己活成了艺术品。艺从何来？由圣而来，百工皆圣迹所流。陆氏有言：“凡所谓艺者，其发明开创者皆出于古之圣人。故曰百工之事，皆圣人作也。” 而小人之不齿在于，自藏其珍，秘于传世，此是德行浅薄之流。故他说：“世衰道微，德行浅薄，小人之有精力者，始以其艺加人，珍其事，秘其说，以增其价，真所谓市道。”

如何是道？陆氏言：“民之于道，系乎上之教；士之于道，由乎己之学。”不学无道，不学无术，不学无教。士学于道，教于民。《中庸》有言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性自命出，此命为天命。天命者，天意也。天意无私，廓然其公。天意即全体，全体无私，即成大用。大机大用，变化之道。知此变化，便知其教。陆九渊说：“知道则末即是本，枝即是叶。”本为天性之本，末为教化之末。教化之道，在于尽性知命。

陆氏之学风，尽现风流本色。言志、言立、言读书、言为文、言日常、言教化、言道艺、言今古、言去蔽、言诚真，可谓是字字真切、句句彻理。陆氏自明心迹：“在物者，亦在己之验也，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，此所愿与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。”读书在于变化气质，既便本身气质低劣，只要能发明本心，诚明此理，痛下实践工夫，亦能变为美玉。所以，陆氏肺腑肝胆尽掏，知无不言：“事唇吻、闲图度之人，本于质之不美，识之不明，重以相习而成风，反不如随世习者其过恶易于整救。图度不已，其失心愈甚。此理诚明，践履不替，则气质不美者，无不变化。”

又有人与他议何为异端，陆氏同样发明己见：“‘异端’二字出论语，是孔子之言。天下正理不容有二，若明此理，天地不能异此，鬼神不能异此，千古圣贤不能异此。若不明此理，私有端绪，即是异端。”天下正理不容有二，第一义不容有异。异端者，有违第一义、有违最高义。最高真理，只有一个，只是一个。若有私意，即成异端。他又对学友言：“子先理会得同底一端，则凡异此者，皆异端。”

人又来问师承问题，他则说：“惟是谈学而无师承，与师承之不正者，最为害道。与之居处，与之言论，只渐染得谬妄之说，他时难于洗濯。”他在上书皇帝时，亦自流胸襟，出语不凡：“臣尝谓天下之事，有可立至者，有当驯致者。旨趣之差，议论之失，是惟不悟，悟则可以立改。日至之时，阳气即应，此立至之验也。大冬不能一日而为大夏，此驯致之验也。”而他言文人之事，亦通兵家之理：“善制事者，常令其利在我，其患在彼，不善者反之。”并且能够详细析之曰：“惜毫末之费，忽丘山之害，难以言智。”

陆氏于文甚通，故言则成义。他随便一语，便是管理学精髓：“上达下达，即是喻义喻利。”义者，价值观也；利者，价值也。上达者，自心也，需合价值观；下达者，众人也，需实现价值。

学问高者，不畏权威。学养既成，便见文脉之疴。在他的时代，也许只有他不是迷信儒家家法，于是敢言：“因此观春秋、易、诗、书经圣人手，则知编论语者亦有病。”他同时又说：“使在唐虞之时，道在天下，愚夫愚妇，亦皆有浑厚气象，是时便使活佛、活老子、庄、列出来，也开口不得。惟陋儒不能行道，如人家子孙，败坏父祖家风。故释、老却倒来点检你。”陋儒者，小人也。学道有不及，则自见其小；学道若太过，又自见其陋。大道若行，虽愚夫愚妇，亦有浩然之气，良知跃于胸次；而今大道不行，便不得不反复提撕、交相辨析，以求内心无过无不及。

陆学之学，即易简之学。此学无它，但求心下有省、幡然有得。心下亦不是个人的心下，而是充塞于四海的心下。此是全体之心，亦是大用之物。知此全体大用，便知心物同游，畅快淋漓。

作者/胡赳赳

编辑/张进

校对/陈荻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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